CARES法案:美国的货币化救赎与中国的全球化应对

彩票资讯, 彩票预测

CARES法案:美国的货币化救赎与中国的全球化应对

原标题:CARES法案:美国的货币化救赎与中国的全球化应对一、无限量化宽松:不计代价的“流动性救市”政策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而可能产生的金融危机,美联储再次启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3月15日,美联储决定将联邦基准利率目标区间降至0-0.25%,并启动无限量量化宽松计划(QE),首批启动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计划,以为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3月17日,美联储宣布设立得到100亿美元财政部信用保护的商业票据融资机制(CPFF);3月23日,美联储宣布将购买“必要规模”的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支持市场平稳运行和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并把机构商业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纳入购买范畴。同时,美联储还宣布了将会进一步扩大对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工具(MMLF)的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的根基,是央行要有能够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充足“弹药”,这些“弹药”可以是国库的盈余,也可以是央行的“储备现金”(广义概念),当然还可以是通过“印钞”的手段增加货币供应量。而就美国自身的财政现状而言,能够供美联储实施货币宽松政策的库存“弹药”并没有多少,只能选择新造“子弹”方式以实现量化宽松的目标。也正是基于此,才有了3月26日美国参议院在“扶贫”“扶困”“扶难”名义下发起的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即通过新发2万亿美元规模的国债以向特定人群进行定向资助。3月27日,特朗普在众议院通过当天就签署了这个《冠状病毒援助、救济、经济保障法案》(CoronavirusAid,Relief,andEconomicSecurityAct,简称《CARES法案》)。二、美元的货币化救赎:美联储的秘密与超发的溢出路径与全球其他国家法定货币的发行方式不太一样,美元的发行并不是直接来源于所谓的“央行信用”,也就是说,它并不是通过作为政府附属部门或者代理的中央银行直接发行货币而产生政府“负债”,其是美国政府通过提供支付担保物(比如金属货币或者政府债券)再加上美联储的“票据兑换”这一环节而完成美元的发行。从法律本质上,美联储的地位会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美联储既没有储备,甚至其连银行都算不上。美联储的初衷原本是少数几个金融寡头为了将特定卡特尔成员之间的竞争最小化而试图动用政府的政治力量来维护卡特尔利益的协定,而非现在这样充当“货币政策”“银行的监管”和“向银行系统及美国政府提供金融服务”这三种基本职能的中央银行角色。其是寡头银行家们为了避免竞争而试图成立的一种另外的“金融卡特尔”。虽然美联储以“英格兰银行”模式作为样本,但在“欧规美随”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在联邦体制下对于联邦铸币权的违宪性争议,《1913年联邦储备法案》特意回避了“银行”或者“中央”的字眼,设计出一种既规避“银行”字眼但又暗含联邦政府形象的新型机构,由此美联储这一名词才横空出世。早期的美联储发钞也是遵循纯粹的“金本位”制度。作为应对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经济刺激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美联储在1934年的《黄金储备法》后降低了对于发钞的黄金储备要求,对美元发行采取了40%的黄金储备比例要求(后来进一步降到25%)。而1944年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西方各国“以美元为锚”的联系汇率制度,美元则以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价格盯住黄金,从而将西方主要国家货币变为通过美元挂钩黄金的间接金本位制,美元至此开始成为“世界货币”。1971年,因为无法继续承受超发美元挂钩黄金的备兑担保义务,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储备的脱钩,从而使得美元成为100%的纸币制度,完全成为美国政府的主权信用。如果按照传统货币经济学理论,美元脱钩金本位后,美元的发行量应该有一个上限,该上限应该跟美国国家的财政能力紧密相关。但在“马歇尔计划”的加持下,北约国家愿意以相对稳定的美元作为美欧、欧欧之间的贸易结算单位,美元成为了西欧各国可被广泛接受的“稳定币”,并逐渐因为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成为国际市场石油、黄金、有色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交易的基本计价和结算工具。在此背景下,以伦敦为中心的欧洲离岸美元市场的迅速增长促进了美国本土以外的境外美元数量,这大大减轻了美元回流美国本土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而随后以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崛起为标志的亚太经济共同体也承接欧洲吸纳了越来越多美元资产,这使得尽管以美国国债为基础的美元发行已经远远超过美国本土对于货币的总体需求(即货币超发),但却并没有因此引起美元货币在其境内的大规模贬值,这其实也就是“美元霸权”的最大好处与核心秘密。三、中国的应对:“大水漫灌”的美元与“小火慢炖”的人民币按照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的说法,因为中美经贸关系和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结算货币的地位,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关系是几乎呈现“绑定”的状态。尽管2008年次贷危机时美联储的三次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但美元贬值(对应人民币的升值)的过程反而促进中国进口贸易质量的转型,中国得以进口大量质优价廉的境外产品,从而有助于中国经济的从量到质的提升。而大量的外汇储备也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成为瞩目的全球买家。而美元的贬值则进一步促进了跨国企业对于中国的投资力度,助力我国外商投资(特别是外资并购)规模和质量再上新的台阶。总体上看,中国可以算是有惊无险地应对过了2008年次贷危机所引起的美元量化宽松政策。但如今的局面与十年前不同:一方面,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美元在本轮量化宽松的贬值不仅会直接影响到我国对美出口的贸易数量,而且将持续影响到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进而影响外贸型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累积了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这些美元储备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又会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不稳定因素:美元储备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国内货币供应的增加(以新发人民币进行美元结汇)或减少(以存量人民币进行美元结汇),由此在采取货币政策措施时可能产生对于“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两难选择问题。除此以外,美联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会进一步拉低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造成我国所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的投资损失。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作为应对本次美元量化宽松政策全球溢出威胁的策略,我们认为,在战略上,应该更加重视“一带一路”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上的重要地位,举国上下应该正确理解“一带一路”的意义和目的;在战术上,应该利用我国现有“世界工厂”的地位,在帮助“一带一路”国家进行抗疫的同时,要想尽办法扩大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量,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的“增”来化解欧美贸易量的“减”,全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动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的贸易方式。同时,在对外援助上改变“无偿捐助”方式,转向无息“人民币贷款”方式,以“一带一路”国家多点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小火慢炖”方式,化解美联储“大水漫灌”所导致的美元通胀对全球的溢出效应。无论是对于美元,还是人民币,抑或是其他国家的主权货币而言,“今天的星球不仅相互联系,而且相互依存,甚至是在很多方面的相互融合。这已经带动了相当多的经济增长。但这同样意味着,当某一地区出现问题时,比起从前任何时候,麻烦都能传播地更远、更快、更深入、并且更容易”。在此,引用《规则制定者,规则破坏者:紧密和松散的文化如何连接我们的世界》一书作者MicheleGelfand教授的一个看法,“在所有的不确定性当中,我们需要牢记的是,病毒的发展轨迹不仅同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而且也同文化有关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的松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转型”,衷心希望包括中美在内的全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在本次疫情的影响下都能转型成功!(作者郑彧为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